当她们用电影谈论「堕胎自由」

7月 28, 2022 ysb88

前段时间,美国最高法院正式推翻“罗诉韦德案”,引发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与讨论。这项裁决曾于1973年颁布落实,引述第十四修正案的内容,以“隐私权”的方式,在法律层面确认堕胎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在生效的半个世纪中,成为美国法律体制的一块基石。

关于堕胎自由话题的摇摆、交锋和抗议从未有片刻止歇。争论的焦点在于,胚胎发育到哪个节点,就要被划入“人”的范畴,享受生命权利?而这种权利与女性生育、生活的选择权又将如何平衡?这个艰深的命题跨越科学、社会、宗教种种领域,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在“罗诉韦德案”,还是在本次由阿利托官撰写的草稿中,都没有据此展开详尽的辩证。

当司法在有意无意间回避,便是我们要面向艺术作品寻求思考与叩问的时候。随着生育问题的辩述在公众空间蔚然成风,敏锐的影视创作者早已踏上探索的道路,试图以她们的才思和观察,为这一百味杂陈的生命体验拓展出更多的可能。

今天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一份片单,更希望通过这些影像,去找到镜头后面创作者们的态度。一起谛听电影人的表达——话语、呐喊,还有金铁交鸣之声。

改编自作家弗朗西斯·斯皮纳所报道的一起惨剧:1941年4月2日,贝当执政的维希法国政府宣布避孕与堕胎被禁止。两年后,一位乡镇妇人因为意外怀孕及为被德军的女性操作人流手术而被她的丈夫举报,最终以“反家庭罪”论处,罪行与“叛国罪”同级。伊莎贝尔·于佩尔,在片中饰演了这位法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走上断头台的女人,玛丽-路易斯·吉拉德。

导演夏布洛尔谈到创作影片的初衷:“竭尽全力去分解现实的机制,抛开一切虚伪的情感,深刻地展示出社会呈现精神错乱的症结,在于基本价值观念的腐烂。”于阿姨的观点则更为具体:“这不是历史剧,而是一出更持久的,关于普遍性个体的小型政治假设。政治的源头是身体,是无孔不入的性别差异。当一个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女人拥有了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后,政治才开始有了意义。”

即便法律已成既定事实,那么在刑事事件的具体处理中,把人还原为“人”,而非某样工具,便是司法系统透出一丝光亮的所在。

同一间屋舍,分别在四十余年的时间跨度中发生了三起堕胎事件,时空似乎在此处发生了奇妙的纽结,像一个怀抱,发出对于女性的关照。1952年,一个护士采用剧烈的手段来终止妊娠;1974年,即“罗诉韦德案”生效的第二年,一位育有四个孩子的主妇发现自己再度怀孕,她决定再也不要重蹈覆辙;1993年,一名大学生计划堕胎,却并没意识到即将面对的苦难。

这部云集雪儿、黛米·摩尔、希希·斯派塞克三位好莱坞女星的作品由3支短片组成,本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却因为涉及到堕胎这一尖锐题材,而被许多片厂视作烫手山芋,经过同任监制的黛米多年努力,才终于得到HBO电视台的出资。黛米说:“无论堕胎合法与否,女性感知到的痛苦是恒久不变的。做出怎样的决定,都需要很大的一番勇气。那些反对堕胎的人士,他们总试图让我们回顾所谓的屈辱和堕落,这才是真正的犯罪。”

担任最后一部短片的导演雪儿透过社会讨论,思考着她女儿所拥有的选择:“她的人生不可能由一个身在华盛顿的人插手,必须出自个人的意愿。为什么法律要进行干预?”

活跃于法国影坛的女导演娜迪纳·特兰蒂尼昂携女儿玛丽·特兰蒂尼昂拍摄的迷你电视剧,讲述妙龄少女维多利亚的情感与生活是如何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所扰乱,经历未婚先孕的挣扎后研习医术,走上为妇女同胞争取权益的斗争道路。

这部作品富有激情与挑战精神,展现出两代女性影人在社会现实题材创作上的默契与合力,在当时堕胎权合法化已过25年的法国社会当中,仍旧是嘹亮而无畏的宣言。母女二人多次在采访中发声,成为那个时代公开支持秘密堕胎的少数派。

即便身受控诉,纳迪娜仍将很大的心血倾注在女权运动中,谈到《女人之痛》,她说到:“我们想写一部坚定的作品。”玛丽评价母亲:“真的为这场战斗而竭尽全力。”对玛丽来说,同样在维多利亚身上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时刻。

不幸的是,2003年7月底,玛丽·特兰蒂尼昂在立陶宛的一家酒店里与他的男友伯特兰·坎塔发生争吵,遭到对方的暴力殴打,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1岁。

50年代的英国,正勉力从战争的创痛当中走出,人口与生产力的锐减使得堕胎仍旧被法律明文禁止。一位来自于工人阶级的中年女性秉性热忱无私,在照顾邻里与母亲的同时,还秘密地帮助意外怀孕的同胞进行人工流产。然而不求名来名自扬,当她的善举传布出去,随之而来也有来自当局的诘难与逮捕。

英国电影大师迈克·李首次将角色名用作片名,人物之于电影的重要性空前彰显出来。同样是由于堕胎话题的敏感性,《维拉·德雷克》被第5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拒之门外,而后转投威尼斯电影节,斩获最高荣誉金狮奖。导演在英国电影学院对谈中提到:“那个时候的很多女人,对从事堕胎职业的人士颇为冷漠刻薄。有些故事就发生在住宅区里,当手术人员被警察带走,她们会走出家门欢呼,然后去找涉事的家属问候。她们会觉得做这一行的都是唯利是图、不负责任的。我认为现在该是探讨终止妊娠这一道德困境的时候了。”

女主角艾美达·斯丹顿在前期的调查中发现,四五十年代关押在伦敦霍洛威监狱里的女性中超过80%都是母亲和祖母,这让她惊讶。影片上映的时候,她的女儿只有11岁,她特意抽出一天的时间和女儿在家看了这部电影,看完后女儿问她:“男人都去哪了?”

荷尔蒙涌动的少女朱诺与男友亲热——他们青梅竹马,风华正茂,是朋友眼中的模范情侣。而等到激情退却,真正的麻烦悄悄育结在朱诺的腹中。起初她陷入是否堕胎的艰难抉择,可出乎她意料的是,父母反倒因此团结在她的身边,替她出谋划策、排忧解难,这让她对即将到来的新生命抱以希望。

《朱诺》的故事出自迪亚波罗·科蒂之手,斩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原创剧本”奖。这位编剧的经历丰富多彩,做过白领、脱衣舞娘、博客写手,文风幽默时尚,于是受到好莱坞一位制片人的邀约,踏足影视行业。

导演贾森·贝特曼自从看到这个剧本就爱不释手:“当我们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们都只有一个想法——我们真的在做很特殊的事情,人们一定会因为这部影片倍感温暖。”他以不同的季节来建构全片,代表着法定意义上所划分的3个怀孕时期。女主演艾伦·佩吉则是在当中看到了“当下年轻女孩们新的可能性”。

这部小成本制作的影片上映之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效应。2008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先后有17位高中女生相继未婚先孕,《时代》杂志将之称为“朱诺效应”;紧接着,参与总统选举的女州长萨拉·佩林的女儿也被曝出胎珠暗结,有媒体将这位年仅17岁的女孩比作现实版“朱诺”。

1966年,时任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废除此前关于堕胎自由的法律,颁布了纵观全世界范围都堪称严苛的“反堕胎政策”:禁止离婚、严禁人流与节育、参与堕胎的人将被监禁、不能受孕的女性需要缴纳专门税金、月经期需要接受检查与盘问……直到1989年罗马尼亚发生剧变,约有50万本国女性在秘密堕胎的屈辱中死去。

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便聚焦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政权瓦解的前夕——1987年,在这里生活的大学生只能通过黑市交易获得香烟、饰品等物资。一位女生帮助室友联络堕胎医生,却因为凑不齐手术费,只得出卖身体以换取操作的顺利进行,拯救绝望无助的室友。

蒙吉强调,当时政府将堕胎行为视作“自由主义和反对政权的犯罪行为”,这种严刑峻法使得“堕胎”早已超越了宗教与道德的意义范畴,更多代表着一种反抗与。他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便是尽可能地尊重并还原事实:“我试着拍摄一部关于人物和故事的电影,他们属于我,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与《维拉·德雷克》擦肩而过两年后,戛纳电影节将金棕榈颁给了这部属于他们曾经认为“过于敏感”的题材作品,或许多少有些后知后觉的补偿心理,而讽刺的是,蒙吉导演本人却在当代的争论中偏向尊重胎儿生命权(pro-life)的立场。

华语电影中关于“堕胎”“生育”的电影并不多,即使有展现,也大多是在一些质量参差不齐的青春片里,以至于在中国一提到“堕胎”相关的影视作品,最先就会与“车祸”“狗血”“疼痛文学”等词语联系到一起。

《生门》则是一部纪录片,在打分平台有着高达8.8的评分。中南医院妇产科,形形的故事上演从没有停过。导演陈为军选择了医院当中的几组孕妇,展现了她们在生育前的酸甜苦辣。“堕胎”只是这部电影的一部分,难产、大出血、子宫保卫战等多重命题在影片中都有呈现。正因为真实,所以格外地具有力量。

电影中有一组矛盾是针对是否要放弃孩子的生命,医生和家属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医生反复劝说:总要给孩子一个机会啊,在这种时刻要考虑的应该是人道、人性。孩子毕竟是个人。一个人回想一生的时候,都没有为孩子尽过力,那该是多难受的事情啊。

现在再看《生门》,可能导演想展现的不仅仅是母爱的伟大,还有对于传统观念的反思,以及女性自主意识的鼓励。中国虽然没有过“罗诉韦德案”这样的极端事例,但关于生育自由的讨论从未停止过,更多的是新旧思想的碰撞。《生门》的出现在中国的影像创作语境下,还是具有很独特的价值。

在关于堕胎的影视作品中,《使女的故事》是注定绕不开的一个名字。这部剧目前已经播出了四季,今年9月将播出第五季,在评分网站上的成绩基本都在8.5分以上。

《使女的故事》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最经典的幻想小说之一。玛格丽特曾经说过,“《使女的故事》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

故事讲述未来世界遭遇严重污染,人口出生率骤降,美国部分地区经历血腥革命后建立了男性极权社会Gilead,当权者实行一夫多妻制,女性被当做国有财产,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称为“女仆”,被迫作为统治阶级的生育工具,女主角Offred就是其中之一,她周旋于统治者、统治者凶残的“妻子”、为统治者打理家务的年长女人“Martha”之间,想在活下去的同时找到自己被夺走的女儿。

玛格丽特曾经谈起过创作《使女的故事》的初衷:“‘已经解放了的’现代西方女性脚下的冰到底有多厚呢?她们能走多远?会遭遇多少麻烦?一旦跌倒等待她们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女性不是被限制生育就是被强制生育,再不然就详加规定谁可以和谁结婚,谁可以有孩子——这样的主题该怎样为女性演绎?” 玛格丽特还透露,在影视化的过程中,剧集增加了女性的剧情,这并不是专门为故事效果发明的一种极刑。女性割礼至今仍存在于世上。这也是故事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不会为了娱乐而制造恐怖,这些恐怖都来源于现实。

《推翻罗诉韦德案》是一部纪录片,聚焦的就是美国著名的罗诉韦德案。“罗诉韦德案例”给了美国妇女堕胎权,等于承认美国堕胎的合法化。而这部由网飞出品的纪录片,通过大量历史素材和当事人的讲述,想要客观地与观众讨论一个困扰美国社会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问题——女性堕胎是否合法。

既然是纪录片,作为创作者的视角就是比较客观的,他们更多地是通过走访,通过其他人的叙述,来呈现各种不同的观点。比如著名的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在女性权益的保障方面是一位坚定的捍卫者,一直致力于推动堕胎合法化。之前她就曾多次表示,担心“罗诉韦德案”会受到限制,事实证明在她去世两年后,她最害怕的事确实发生了。

金斯伯格对堕胎的观点是:这个问题很关键,它意味着女性不再被当作是一位有能力为人生选择负起责任的成年人来对待,女性能平等地参与本国经济及社会生活,正是得益于她们对生育的控制。如果禁止堕胎,那么受到伤害最大的是不富裕的女性,这意味着她们很少能够自己选择是否做母亲或是何时做母亲。

但在这部电影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虚伪的政客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冠冕堂皇地打出了反对堕胎的旗号。冷静的叙述,更为荒诞无情的现实增添了几分暗色。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的故事发生在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奥顿(茜德尼·弗拉尼根 Sidney Flanigan 饰)是生活在那里的一个平凡的少女。个性内向的奥顿和家人们关系非常的疏远,生活里也没什么能说得上话的朋友。一天,奥顿震惊的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前往镇上的医院就诊,在这个民风保守的小地方,堕胎是不被允许的。

无奈之下,奥顿只能自己想办法打掉这个孩子,但试了好几个方法均以失败告终。表妹思凯乐(塔利娅·莱德 Talia Ryder 饰)是奥顿唯一的朋友,敏感又细心的她发现奥顿最近的表现非常的异常。几经询问之下,奥顿终于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了思凯乐,思凯乐当机立断决定带着奥顿前往纽约堕胎。

而片名中的四个形容频率的词,则出现在女主角奥顿堕胎之前接受问询的场景。她面对的是一系列残酷的问题,她需要回答,自己的是否对她施行了某种暴行等等。不幸中的万幸是,她只需要从上述的四个频率副词中挑选一个作为答案,但每一次的回答,都会牵动观众的神经。

导演伊丽莎·希特曼在采访中说电影要表达的其中一个观点:女性还不能完全、自由掌握自己身体的这个事实。于是她写下了这个故事,以两个女孩的成长作为主轴,探讨年轻女性在未婚怀孕到堕胎的旅途中,内心经过的情绪悲痛。希望有一天每一个女人的身体与灵魂,都可以由自己决定。

《正发生》改编自法国作家安妮·艾诺的自传作品,原著讲述1960年代还是学生的安妮,因堕胎所引发的心理和生理双重创伤。

导演奥黛丽·迪万近期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谈到,“用过去时来讲述故事可能会给人一种问题已经解决的感觉,但我想指出这个问题的当代性与持久性。”在采访中,迪万与《未怀孕》(2020)女导演瑞秋·戈登伯格都不约而同地坦言,她们自己的堕胎经历让她们对有关堕胎的电影项目更感兴趣,并且两人一致认为,女性创作者应努力突破当前文化中存在的关于堕胎的耻辱感。

“几年前我堕胎时,我几乎没有告诉任何人,”戈登伯格说,“但一旦我意识到我自己的沉默增加了耻辱感,我又开始向所有人谈论堕胎——我不会闭嘴的!”迪万同样将制作《正发生》视为一个让更多人看清女性真实境况的宝贵契机:“耻辱让每个人都保持沉默,而这种沉默致使一切都不会改变。”

《正发生》在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首映时,曾经因为过于血腥的堕胎场景展现,吓坏了不少观众与影评人,但迪万认为这些是必要的手段,相较精神打击,对于肉体的摧残同样是令人产生恐惧的。最终《正发生》捧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部女性视角的影片不仅将女性叙事再次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使得更多人开始进一步关注到女性生育自由及权利。

《珍妮热线年代的芝加哥,聚焦一群地下组织的女性为有所需要的怀孕妇女提供安全流产手术,班克斯饰演女主角简,她意外怀孕,发现了这一地下组织,而这些堕胎行为也是著名“罗诉韦德案”的导火线。

影片的导演是《卡罗尔》的编剧菲莉丝·奈吉,虽然影片的完成度一般,但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作者,愿意通过作品去表达对于女性身体及精神自由的态度,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影片也入围了今年的圣丹斯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说明各大国际电影节,愈加需要这样真实、有力量的女性视角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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